讨论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拜登炮轰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伦理是否还有生命力？即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思想、逻辑以及话语体系是否仍有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伦理实质上是对自身身份和行为的道德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无异于自以为是、自圆其说的自我标榜。抛开完全基于想当然的规范性理论不说，单从近百年的实践来看，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它并没有发挥出比其拜登炮轰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他职业伦理，比如医生伦理，更为有益有效的作用。虽然百年来，新闻媒体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但媒体伦理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让人跌破眼镜。有多少辉煌，就有多少龌龊。
更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的媒介生态中，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维护拜登炮轰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了媒体对新闻和信息生产的垄断，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表达的是精英和权力阶层的意志，观念市场的多样性越来越差，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权得不到维护。即使退一步讲， 如果说在信息稀缺的媒介生态下，新闻媒体作为唯一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其专业主义伦理有其客观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新媒体革命以后，信息不再是短缺资源，垄断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加入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当中，新闻媒体自然失去了以往作为单一信源的重要地位，新闻媒体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所以，媒体无需自我神圣化。
再者，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公众的表达自由，新闻媒体公共性在于代表公众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由此才有所谓的第四权力说。那么，当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屡创历史新低的时候，媒体的代表性如何实现？失去了公众代表性，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又从何谈起？
以上观点的要害是说可以存在一个没有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界，其理论支撑点是古典的观念市场理论，即让各种观念在市场上充分竞争，善赢恶败，优胜劣汰。但是，这样的观念市场的前提是，各种观念都有平等的表达和传播机会。可惜在权力和阶层社会中，在基本人权都不平等的情况下，观念的市场更可能是一个丛林社会而非自由平等竞争。从现实看，网络社会发展二十多年来，数字鸿沟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越来越大，社会非但没有共识，相反越来越分裂。而新闻媒体社会信任度的下降，恰恰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更彰显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与紧迫。
言论自由实现的保证是传播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给了普通民众更多的传播自由，从而为言论自由至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但是，言论自由本身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为了寻求真相，表达意见，由此形成舆论，参与和影响政治。所以，没有专业主义的伦理，谎言和偏见往往遮蔽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所谓正义也许会迟到，却永不会缺席，只能作为鼓舞人们坚持寻求真相的呐喊。迟到的正义，往往是无法挽回的悲剧。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虽说媒体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媒体依然是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流媒体。尽管有60%的用户从脸书等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但是社交媒体的新闻，其大部分来源仍然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依然生产着70%的原创新闻。虽然人们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只有32%， 但是相对社交媒体来讲，依然高得不是一点半点。根据BuzzFeed News 2017年1月的调查，只有18%的人相信脸书上的信息。
由此看来，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依然有生命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新闻视点和新闻技巧，任何时候都不可只讲镜头，不讲镜头前面和后面的人。新闻媒体经营模式的衰落并不等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死亡。
（本文摘自彭增军：《传统与挑战：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3期）
彭增军
“增军说媒”由彭增军教授撰稿，原文陆续连载于《新闻记者》杂志，微信中有改编。彭增军现为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他曾长期在我国外宣刊物《北京周报》工作，任执行主编。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获新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影响与受众研究，国际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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